读好书 | 《英国文化模式溯源》感语

由传统走向现代是当今民族国家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许多国家经历了不少的弯路，甚至灾难。然而，没有一个国家如英国那样，以较小的代价平稳地从一个传统的中世纪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强国，影响并改变世界，至今仍发挥着重要影响力。英国的先例无疑对所有追求大国崛起的民族具有巨大的借鉴意义。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人以和平、渐进、改革、理性的方式逐步建立起现代社会秩序，这是一种成熟的发展模式。在《英国文化模式溯源》这本书中，作者从文化层面，追溯英国历史，厘清英国政治的渊源和脉络，寻找英国平稳走向现代的历史因由。作者认为，这个过程虽有历史的偶然，但更有英国历史的必然。由于英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因子，“传统”得以自然传承， 在冲突与融合中推动英国走向现代社会。作者认为英国文化中三个突出特征对于这个过程的转变起到重要作用：

一、 固守自由传统的民族心理。英国地处欧洲文明边缘，长时间处于混沌、野蛮和落后，缺乏先进文化，使得英国只能从有限的传统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这是英国固守传统性格形成的重要原因。但这种起源并不高贵的性格，却让英国后世受益无穷。自原始部落时期起，无论是罗马入侵、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还是诺曼征服，英国从没有建立真正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氏族部落色彩的游牧文化，形成了英国人信奉“生而自由”的信念。“王”在英国往往是贵族联盟的军事首领而己，王权和贵族领主权都非常明确。比如国王仅仅负责分封土地，收取封建义务，维持宗主权，王与贵族是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双方的权利自由边界较为清楚，英国至始至终王权和诸侯的权力处于相对平衡，国王和贵族彼此的权利意识浓厚。国王越权，贵族则会导致联合反抗，贵族领主越权，则会被国王号召讨伐。贵族与国王长期的斗争，产生了限制王权的思想，最终相互认可的约定确立，王权也由野蛮演化到文明。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明确“抵抗暴君的权利”，被誉为英国宪政之基础）对英国原有的自由权利传统加以法律化，随后的《牛津条例》《威斯敏特条例》（明确“公众选举的权利”）、14世纪的《约克法令》（开始“国王在议会”的政体制度）也遵循这个传统。可以说英国在固守传统的基础上孕育出了现代社会民主、法治的社会秩序。从这个角度讲只有尊重传统，社会改造才能避免激烈的社会动荡。

相对于英国恪守传统的民族性格，在我们中国，提及祖宗之法，总被认为是保守的代名词而加以批判。先秦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孔子站出来主张“名不正，言不顺”，周游列国毫无所获，当时的中国人并不恪守传统，“传统”这个词，很多时候并不是深入中华民族骨髓的东西，然而不尊重传统往往要付出巨大代价，秦皇重法统一天下但暴秦短命而亡，虽然推动社会时步，但代价实在太大。蒙元、满清以游牧文化强压汉文化，导致血流成河，康熙尊重汉文化，开创“康乾盛世”。近代以来，为摆脱落后，向西方学习，焦虑让我们否定传统，以图大国重新崛起，但带来不少极端事件，造成巨大社会代价，我们当引以为戒。

二、 对传统文化作与时俱进的新阐释。如果仅固守传统虽能保证社会稳定但不可能推动社会进步。难能可贵的是，英国往往能对旧传统作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新解释，成为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在英国革命年代，无论强调王权专制的国王还是崇尚自由、限制王权贵族，他们辩论依据都是的假借上帝的旨意，对传统宗教政治思想作有利于各自的解释。与我们中国古代信奉成王败寇的政治哲学不同，他们往往注重对传统概念的新解释，让自己的政治行为和社会行为从传统中找到法理依据。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们认为君权来自于神，信仰“君权神授”，但同时代的议会贵族们则认为“民权神受”，对权利源自于神授作了新的解释，并由此而推论出新的结论。比如，密尔顿认为“议会是国家的最高机关，议员是由绝对自由的人民选任，他们具有商讨重大事件的充分权力和权威。设立国王只是为了监督议会两院所提出的一些法令，使它能按他们的票决和决议去推行。”按照这个解释，意味着神赋予人民（贵族）的权利通过议会行使，进而推导出议会主权，且议会主权高于王权。又比如，《大宪章》表示“不征得王国一致的同意不得征收兵役免除税或捐助”，《权利法案》将它解释成“不经过人民的同意不得征收一切税”。兵役免除税和捐助是封建君主对封臣的索取，“税”则是现代国家对公民的整体摊派，新的解释，赋予了现代社会的法理基础。  

反观我国，我们忽视文化概念的具体解释，往往把文化概念当作抽象的符号膜拜，有时甚至歪曲。比如“公民”与“居民”、“国家”与“政府”，“爱国”与“爱民”，很多时候混为一谈，被别有用心者故意歪曲利用。我们经常讲自由、民主、公正、忠孝，但对这些概念的具体内容往往又语焉不详，使得不少人说着响亮的口号却做出与之截然相反的行为。新概念提出固然重要，但对传统概念解释更为重要，正如作者所述，“历史上往往有一些事，它对后世产生影响并不是因为它本来的意义，而是因为后世对它的理解和附加意义”，可谓一语中的。

三、 理性思想的孕育。西方理性精神源自于宗教，中世纪的宗教虔诚和善恶观念，面对近代宗教压迫（如赎罪券）开始发酵，马丁·路德《九十五条论纲》进一步催生宗教正义人士对中世纪天主教会宗教迷信的质疑，理性精神在西方扩展。但与欧洲大陆的理性精神不同，英国理性精神带上有节制、半保守、重视实际的色彩，这种思维一直影响至今。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的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可以说正是这种思维的结果，既然联合在一起过得不好，那么不如分开独自发展。这个过程中牛顿等科学家们的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英国，对中世纪宗教思想的质疑，并非仅限于宗教派别间的论战，随着牛顿、波义耳、哈维等大批科学家的出现，对教会宗教迷信的质疑引入了科学的思考，虽然牛顿的科学探索初衷之一是为了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来论证上帝的存在，正如他自己所说，“没有神的力量就决不能使它们作现在这样的绕太阳而转的圆周运动。”这些科学家们的工作无意中推动人类思考由中世纪宗教迷信转向现代经验实证理性，产生了一个不同于中世纪的新信念，人类单凭理性和计算可以解决一切，虔诚的牛顿等人开启了人类的理性的新纪元。洛克、休谟等人凭借经验式的理性主义与贝克莱主教之间的理论争论，推动宗教与科学界的争论扩展到人类社会领域，后来斯宾塞、赫胥黎、柏克尔等人的努力，逐渐取得了与教会学者争论的上风，进一步坚定了英国人认为凭人自己的智慧和理性人类社会能够获得发展和进步，到19世纪末，英国人已经形成了用理性和科学的方法来看待世界的思维，理性在英国逐渐成为全民族的灵魂。。

英国人的经验理性，让英国在保守与变革的矛盾之中不至于走向反动或革命的极端。保守主义者并非极端反动守旧，他们虽对新事物存在巨大怀疑，甚至怀疑一切新事业会带来极端化灾难，并不一味顽固反对进步变革，而是当旧秩序尚能维持并发挥作用时坚守旧秩序不轻易变革，但当旧秩序已不能满足现实，则允许某种程度的变革，可以说他们是稳重守成者，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有保留的变革者，这种保守恰能避免法国式激进的革命浪潮。同样英国式理性也让激进主义者免于成为不顾现实的偏激者，虽也出现过平等派、掘地派那样极端的激进派，但在英国革命中也只是昙花一现，随着社会发展基本成为温和的激进派。英国的激进主义者虽然否定传统，但他们却是从更古老历史传统（如宗教教旨、自然法）中去寻找否定传统的理论，并从中找到变革的理论和解决方法。在激进主义者潘恩看来，“人权是不可分割的或转让的，也是不可消灭的，而只能代代相传，而且任何一代都无权打破和切断这个传统。”这个传统直接的是上帝，“人权”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最深层次的传统回归，从这个层面来说他们其实又是保守者。随着时代的推进，在英国保守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的界限正在日益模糊。

此外，作者还从经济层面分析工业经济和市场经济对英国现代文化形成的影响，认为英国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还与物质文明的进步密切相联。作者认为排他性的贵族间婚姻，因新经济的出现和发展，推动传统的落魄贵族与新的暴发户联姻，贵族精神进一步向平民阶层传导，造就了让世人称赞的英国风度。研究英国大国崛起的文章和书籍很多，但国内从文化层面剖析英国社会转型的书籍却不多，钱乘旦、陈晓律著的《英国文化模式溯源》逻辑推理严谨，阅读该书相信能给大家带来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