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玲｜托尼·本尼特的文化治理理论 ——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1990年代以来问题、方法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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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照片及简介由作者本人提供）

周海玲(1974—   )，湖北阳新人，南京大学文艺学博士。现为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会员，中华美学学会马克思主义美学专业委员会会员，广东省潮汕文化艺术交流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理事，汕头市青年文学协会第五届副会长。主要从事英国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发表论文20多篇，合作译著1部。

英国文化研究在1980年代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本实践色彩和批判意识让位于话语政治和后现代的微观政治，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和政治经济学分析日渐稀薄。文化政策研究是托尼思考文化研究进入后现代多元主义时代文化研究走向的结果。霍尔的“《新时代》（写于1989年的著作)的出现，伯明翰学派发生了很大变化，即从现代走向了后现代。……后现代出现之后，一方面把过去的概念系统给解构了，一方面文化研究开始泛化”[1]。英国文化研究的多元化表现为，在全球化思潮的影响下，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传媒研究取代了原先伯明翰学派的阶级研究。在经历了80年代的大众文化研究的繁盛之后，阶级斗争和政治经济学研究这两个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核心领域被分解了，文化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也渐趋稀薄。这引发了很多人去反思80年代以来的文化研究面临的问题：麦克盖根批判文化研究民粹主义，戴维·哈里斯在《从阶级斗争到快乐的政治》中指责文化研究已经成为狭隘的、教条主义，霍尔称文化研究处于“极端危险的时刻”，提出对文化研究跨学科的反思和对文化研究体制化的前景的担忧。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什么是文化研究”，“什么是文化研究的关键因素”等相关问题的思考。

重新定位文化研究出现了两股旗鼓相当的潮流：“一些人致力于表征与被排斥的实践之间接合的文本过程理论，另外一些人则从制度和政策方面如何保持文化研究政治性活力讨论。”[2] 对于文本政治伴随着后现代的解构主义以及消费主义，被不少学者批评为是“语言论转向”后的“文本的陷阱”。“由于受某些流行的解构形式和在生活力量当中更普遍流行的影响，文化研究者热衷于在阅读和解释文化实践时抹去这些实践扎根于其中的社会背景。依然有许多对于文化的文本分析脱离生产和消费它的物质条件，也因此无法发展出一种充分综合化的分析模式。”[3]相比较之下，面对“葛兰西转向”之后文化研究普通存在的危机和难题，英国马克思主义托尼·本尼特的文化政策研究则保持了文化研究的政治性。

托尼的《大众文化与转向葛兰西》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从阿尔都塞转向葛兰西的转型之作的代表。在解决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的“范式冲突”之后，英国文化研究涌现出富有本土特色的“新葛兰西”（Neo—Gramscian）研究。这些新葛兰西派的“文化研究在霸权主义范式下，更多地把权力理解为通过话语符号化运行。严肃的演说或声明，在系统化的表达中构成了福柯的‘话语’。”[4]他们将阶级斗争和政治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转化为语言学的象征世界里的表征（represent）接合(articulation)等概念，现实世界的抵抗和统治转化为话语想象界的颠覆和游戏。费斯克等文化民粹主义学者对大众文化的颠覆性和抵抗性能量过于乐观，拉克劳、墨菲等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大众文化坚持话语政治而否认阶级斗争的去政治化色彩，大众文化文本成为多义性和开放性的符号斗争场域，文化研究囿于话语论述中的政治、消费主义的符号民主从而失去了批判性和介入现实的力量，这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扩展文本的内涵和外延，将大众文化纳入学院化研究时始料未及的事情。大众文化文本研究的限度在哪里？如何限定文本政治和文本策略在文化研究中的运用范围，这成为文化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理清的问题。

面对文化研究的多元化，托尼·本尼特积极思考文化研究的关键因素。不同于对文本政治的热衷，托尼从政策和制度性方面指出文化研究始终是在物质性因素范围内的实践，说明了文化既受制约又积极生产的作用。托尼对拉克劳和墨菲“后现代主义被整合进了葛兰西主义的框架”[5]的文本政治持否定态度，提出要“超越文化领导权”[6]。托尼说，葛兰西的局限性在于“对制度不感兴趣，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区分出另一种文化技术与特定系列的政治关系和政治形式的关系。”[7]这些文本政治严重地忽视了文化权力的机制维度，“文化研究以意义和文本取代了现实的政治，事实是，文化机构和文化组织这样的政治性物质部门生产和分配了文化的文本、意义。”[8]托尼指出，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侵蚀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他们简化“政治为社会的修辞术建设”[9]，因而他们未能认识到“社会生活的特殊信仰是由具体的积极性所赋形的，这同时也是行为管理、标准规范的法制化、建议和决策的制定、方案的计划和执行等等过程。”[10]

对于托尼而言，文化研究过于纠缠于意识和意识形态斗争而未能充分关注到权力和文化政策的物质性技术。托尼指出文化研究的理论模式中存在着制度性的权力——政府的政策、技术和管理文化机构的权力。根据这种观点，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功能是文化技术组织形塑了社会生活和人们的行为，“文化技术成为机构和组织的‘机器’生产出特殊的权力、知识的知识型，这里的文化不仅仅是关于表征和意识的事情，也是机构实践、管理惯例和空间知识组织。对于托尼而言，文化被理解为政府治理再恰当不过了，文化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显著地塑造着现代社会。”[11]为此，托尼提出走向文化研究的语用学：“成为语用学意味着关注‘与实践的结果或价值’或者与‘一个政府或共同体的事务’相关”，它从文化实践运行的角度，“文化研究的理论兴趣很少关注各种条件——体制的、推论的，政治的这些限制各种文化实践的形式和规定。”[12]文化研究需要在与政府政策关注点的密切联系中发展起来，在与作为发展一种更加平实的实践概念手段的行业的联系中发展起来。托尼批评文化研究“将文化政治放在意义和文本之上的研究是放错了位置，其代价是文化机构和文化组织这些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物质性政治因素未被考虑”。[13]

因为大众文化文本的符号学民主的盲目乐观，忽视了大众文化生产的最基本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物质维度的批判力量，阅读构形理论中就包含着对大众文化生产的物质性要素——文化机构、文化政策、代理人的关注：阅读构形关注文本与历史、文本与意识形态、文本与制度性话语的生产的关系，将文本研究限定在意识形态的物质性要素——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机制、制度下进行。所以说，托尼的文本研究从经验和实践的维度具体化了意识形态理论，他沿着文本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机制、制度、机构和代理人关系的关注，将目光从大众文化拓展到关注文学、艺术、审美的整体文化领域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关系，转向福柯的治理性理论，并最终形成了1990年代文化治理性（Cultural Governmentality）的理论。托尼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的机制和体制来规定文本的生产和接受，对大众文化文本的泛化和去政治化倾向起到一定的遏制和纠偏作用。

文化治理理论适应1990年代出现文化与权力新型关系而推进了文化领导权研究的深入。“在考察权力与文化之间的协同作用的时候，也就是讨论文化政治性和文化政策问题的时候，文化研究早期文本中的两个相关概念必须要重提，即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14]

第一，文化治理性是葛兰西的国家理论的发展。“葛兰西的国家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研究传统中‘构成了真正哥白尼式的革命’，它的革命性突出的表现在强调国家在社会活动(包括经济和文化)中发挥的作用是积极的、肯定性的，而不是负面的。压制性的。而且，葛兰西还首次将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置于国家活动领域的中心。”[15]葛兰西认为，“国家的一般概念中包含着原来属于市民社会概念中的一些成分（因为可以这样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言之，国家是受强制盔甲保护的领导权）。”[16]葛兰西对于国家的重新定义区分了强制性的政治社会和以文化领导权的认同为标志的市民社会，其中政治社会是指包括行政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在内保证统治阶级专政和经济利益的强制性暴力性的国家机器。而市民社会是指包括教会、工会、学校、政党等各种组织和团体在内的文化机构，这些机构“总在一起构成统治阶级政治的或文化的领导机关。”[17]政治杜会的特征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强制、压迫和剥削,而市民社会的特征是文化和价值观的教育、赞同、认可和接受。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结合，肯定了国家在市民社会在组织文化方面的积极作用，因为统治阶级为了实现阶级统治必须实施文化领导权,而文化领导权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是发展市民社会民主化的过程，国家“把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文化水平，使之达到符合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水平、从而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水平，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之一”[18]。并提出了国家的强制因素将伴随着道德国家或市民社会因素的增长而逐渐消亡的观点。托尼继承福柯的自由主义政府的观点，认为国家政府从权威型压制性的管理，转变为发展个体去主动文化上接受国家的教育和规训。

第二，文化治理性理论继承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主体的塑造的观点。“福柯关于惩罚和自我管理技术的研究工作与阿尔都塞的质询过程、意识形态的观念和主观性的形成的观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9]阿尔都塞明确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为主体性建构的物质基础和体制化结构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作用。阿尔都塞考察了意识形态生产在马克思关于社会扩大再生产中的地位，社会生产条件的扩大再生产包括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现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这些都依靠意识形态来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要求一种劳动技能的再生产，同时还要求一种对于现存秩序规则加以人身屈从的在生产，即工人对统治意识形态的归顺心理的再生产，以及一种剥削和压迫的代理人恰如其分地操纵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能力的再生产”，[20]意识形态的生产是一种依靠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文化机构对个体具有构造作用的生产活动。应该说，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提出了主体是一种文化上的建构而不是以经济、政治来划分的阶级，并且指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为物质机构从文化上塑造、生产主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但是，阿尔都塞在分析主体个体意识与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时却“对想象和虚构主要作出了消极的解释和评价”[21]，阿尔都塞虽然说明了主体的个人意识溢出主导意识形态的可能性，但是，阿尔都塞基本上是强调主导意识形态对主体绝对性的控制和生产，忽视了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在主体生产过程中从文化上提升、培养主体的积极和建设性和可能性。托尼说明了国家功能在现代性过程中的转化，国家发展出一套文化的知识技术，运用文化机构、文化政策、文化制度从文化上积极主动地塑造审美主体，因此，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和托尼的文化政策研究构成了英国文化研究持续研究主体意识与权力关系的问题域。

第三，文化与权力的理论框架在1990年代新的时代条件下变化。1970、1980年代以来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力与文化关系的阐释面临着如何适应社会形态的变化的问题。英国文化研究从70年代末期就开始“否定阶级范畴与阶级分析的有效性”[22],文化研究进入90年代的一个基本现实是，传统的产业工人消失，中产阶级的新兴，阶级意识的淡化，多元化的政治联盟，葛兰西理论所主张的“民族大众”、“市民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阶级与主导集团的意识形态的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反霸权斗争在现实上已经不成立了。霍尔就指出在90年代以来，“统治阶级在关于如何组织国家文化之间的关系上仍然存在尖锐分歧。这些分歧更明确的证据在撒切尔主义影响下快速积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又有了不同的组织方式。但是，在大众民主制国家，领导权越来越依赖于国家扩大了的文化作用这一总的趋势（即葛兰西所扩展了的国家理论的要点），这是不容置疑的。”[23]

英国马克思主义对权力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倾向于将国家机器看成是对被统治者的主宰和控制，权力对阿尔都塞而言还是压制性的；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概念开始认识到权力的获得“来自于支配集团取得信任的能力，也就是证明支配集团的统治不仅是为自己谋利，同时也是为那些从属集团谋利的能力。”[24]从多元决定和最终受基础支配的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到支配集团与被集团的协商谈判的葛兰西主义，取代阶级分析出现的性别、身份、族性、青年亚文化、消费等各种研究，说明新葛兰西派以“自下而上”方式抵抗、游戏、僭越支配集团的前提是支配集团的权力并不完全是权威压制型的。托尼认为“可以积极地看待文化与权力的某些关系，而不是把文化与权力的任何关系都看成是天然压制性的，就要引入一种源自福柯的观点。”[25]福柯著作的优点在于，它主张“在作用于社会的特殊的制度体制背景下，行为者在特定的知识框架中行动，他们如何组织和使用文化资源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人们的生活方式。”[26]在福柯之后，文化研究不仅强调权力是要去抵抗的，而且权力也是可以策略地生产出抵抗的力量。另外，权力被认为是流通于社会各个层面和社会关系之中从而起到支配集团和被支配集团之间粘合剂的作用，权力的运行是生产和产生各种行为、关系和社会秩序过程的核心部分。托尼的文化机构和文化政策的文化治理研究是福柯权力概念被引入文化研究之后，对权力与文化关系的重新审视，是面对90年代以来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如何继续获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文化机构及其行为如何使社会的文化和阶级间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关系制度化（确立、确定、稳定、稳固）这些形构是随着更广泛、影响更为深远的‘划时代’的变动及历史变迁而发生变化的。但是，它们并非简单的现有模式的重新安排。它们确立了阶级和文化间新的‘力量关系’，重新设计和塑造了生活文化领导权的本质。它们调动起广泛的认同，帮助赢得大众的支持，以此确保不同的阶级——文化权威类型。” [27]

   第四，文化治理理论是在澳大利亚特殊的文化政治背景下提出的，具有很强的文化实践性和文化实用主义特征。“澳大利亚的学术，政治和文化坐标在很多方面完全不同于英国社会”[28]，1993年7月托尼在悉尼的格里菲斯大学由文化政策研究所主持召开了“后殖民时代的构形：民族、文化、政策”国际会议，这个会议的主题“讨论‘白人移民社会’进入后殖民语境中文化政治和文化政策”。[29]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殖民地国家在民族主义意识觉醒之后的政治环境是土著与白人之间的矛盾，“在白人和澳洲土著之间发展适中的跨文化理解的相互尊重和宽容的关系，正是被作为一项需要完成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这种任务需要发展它自身的独特的管理和控制形式。”[30]在澳大利亚就成立的“第一人民”组织主张通过干预文化政治和文化政策，呼吁以文化自治激励民族意识以反对国内的殖民主义[31]。在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下，政府需要运用文化来协调白人和土著的矛盾和创造文化多样性共存的模式，因此必须要考虑尊重土著的习俗、律法和文化的多样性，因而政府对大众媒体、电影、博物馆、艺术画廊和图书馆等文化资源的管理就特别重要，“试图改革生活方式的文化资源管理仍然是当代社会中现行的文化政治和文化政策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32]“终结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关系的社会比占支配权力的社会更迫切地需要文化政策。”[33]

另外，70至80年代，土著澳大利亚人作为第一代澳大利亚人无论是在物质利益还是“澳大利亚这种在联邦政治体系中权力更为分散的分布状况使得葛兰西所提出的以政府为中心的权力集团概念似乎永远都不可能产生。”[34]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中关于对于权威型的国家政府以及市民社会、有机知识分子的理论不适应阐释澳大利亚政府、文化、权力之间的关系，而福柯关于政府对人口的管理、布尔迪厄对于习俗（habit）作为人的行为方式将审美和自由治理联系起来的观点更符合澳大利亚以及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政府与文化的关系。“布尔迪厄对文化建构社会差别的作用的研究，对于我们在自由民主制下阶级和文化的关系的研究是最具生产性的框架,也是能产出可批判地用于学术公众与政策领域的文化统计学的最好、最具生产性的理论框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著作同时也是探索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中美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很好的方法。”[35]

文化治理性理论阐释的是自由主义政府如何将美学、艺术、文化等学科的知识演化为塑造主体的文化技术，具体说来，托尼运用福柯的政府治理性理论，采用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方法，与政府的文化部门和机构、制度合作，考察文化、美学、艺术如何以知识的形式构成了社会性（the social）[36]，文化治理理论的简要可以概括为文化塑造审美主体的文化技术。福柯关于自由主义政府、审美与主体之间关系的政府治理性理论（Governmentality）特别符合阐释198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迁。托尼将福柯的这个政治哲学概念拓展为文化美学概念，文化治理理论是自由主义政府利用文化机构和文化政策运作审美知识去塑造公民主体的一种文化技术。托尼从治理性实践（practices of governance）的角度来研究文化以及美学的实践作用，将治理性延伸到文化体制（博物馆和其他收藏机构）、文化政策、知识分子研究中。文化治理理论承续了英国文化研究威廉斯的 “文化和社会”的研究传统，是对威廉斯、霍尔等人的文化唯物主义的实用主义策略调整，并试图回应在阶级消亡论和阶级分析失效论下的理论压力下如何保持文化研究的实践精神和批判力的统一的问题。

第一，文化治理理论承续了威廉斯提出的“文化与社会”的主题，托尼将文化定义为一种审美地塑造主体的治理技术，继续了威廉斯等英国马克思主义将文化作为人类的整体生活方式的理解，从文化的政府治理功能方面发展了威廉斯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

新自由主义国家文化治理性理论中审美与主体、国家之间的关系，与传统的审美现代性视角是不同的，文化、审美皆从人类学的意义上对主体的积极意义加以肯定。文化治理性作为对主体行为和品行的生产技术，是在阿诺德、泰勒和威廉斯的人类学文化的含义中被理解的，“文化贯穿我们全部的生活模式、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机构、我们的礼仪和常规，不仅解释我们的世界而且形成这个世界。”[37]文化治理性中的文化具有改革社会结构和塑造审美主体实用主义功能，它“以一种积极建设性的方式来改善一般大众的特殊精神和行为品性，可以成为培养公民计划的一部分。”[38]托尼指出，威廉斯将文化定义为整体生活方式，将文化的定义从狭义的审美、艺术定义扩展到了与人类学的概念，使文化的定义从审美现代性的批判理论中解脱出来。但是威廉斯在考察文化含义时候，“错过了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转变的最有特色的层面，……这是因为出现了新社会管理领域，文化被构建为既是治理的对象又是治理的工具：就对象或者目标而言，术语指涉着下层社会阶级的道德、礼仪和生活方式，就工具而言，狭义文化（艺术和智识活动的范围）成为道德、礼仪和行为符码等领域的管理干预和调节的手段。”[39]所以，托尼认为，文化的定义遗漏了一个重要的治理性的意义，“文化看作是一系列历史特定的制度地形成的治理关系，目标是转变广大人口的思想行为，这部分是通过审美智性文化的形式、技术和规则的社会体系实现的”。[40]文化通过以下四个方面获得规定：

1、文化的目标针对具体的行为品性和行为方式；

2、文化作为一种技术用来培养或转变行为品性或行为方式；

3、文化技术集合成为特殊的管理手段；

4、管理手段通过文化技术程序而运转。

托尼这样定义文化，文化与知识、塑造主体的技术、人的行为之间是生产关系，知识作为塑造主体的技术发挥了权力对社会构形和社会关系的生产能力，因此文化治理是指“利用随着‘现代’阶段产生的知识和专门技术等具体文化形式的发展而产生的各种文化手段作用于塑造人类总体。”[41]

托尼于1998年接任霍尔的社会学教授职位之后，同时是开放大学的“社会与文化变迁研究中心”的主任，他的工作围绕以下几个课题展开：1、从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中获得方法的启发，采取统计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对澳大利亚和英国的文化品位与阶级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42]2、与开放大学和曼切斯特大学的学者通过长期大规模实证调查，研究当代英国社会各种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阶级关系的组织形态，考察当代英国社会中阶级、文化资本和特权延续机制之间的关系，并讨论年龄、性别和民族性等因素如何使以上关系进一步复杂化。3、主持 “构建文化、变革社会”（Making Culture, Changing Society）课题，研究福柯的治理性理论对文化研究具有何种影响和作用，具体说来，就是不同形式的文化技术和知识同福柯所谓的“行为管理”（the conduct of conduct）如何相联系？不同的文化知识体系如何在特定的机构环境中（诸如博物馆、艺术馆、电台、电影院等等文化机构）构建不同形式的文化？4、与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一同组织举办主题为“政府和自由：历史和未来”一系列学术讨论会，主要研究文化知识和技能如何通过社会分布构成称之为“自由文化技术”，这种自由的文化技术作为一种工具，它促使民众积极地、主动地、自由地参与到政府对自身的监督、调节和改变公民行为的过程中，去契合政府管理的特定理性规范的要求。

第二，文化治理研究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中的“新葛兰西派”出现的语言、符号学和表征、接合等语言实践重新拉回到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文化政治实践的轨道上来。文化治理理论正如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诉求，“‘文化’被构想成了一个原初的‘构造’”过程，在形成各种社会问题和历史事件方面，其重要性不亚于经济和‘物质’基础，它已不再单纯是事件发生以后对世界的反映”[43]，而是如同政治、经济、科技等其他物质性基础一样，参与构建全球化社会的协同发展的治理理论系统。

在霍尔领导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新葛兰西”（Neo—Gramscian）文化研究在文化霸权主义范式下，更多地把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诉求——文化和意义的生产理解为通过话语符号运行即表征和接合。“严肃的演说或声明，在系统化的表达中构成了福柯的‘话语’。”[44]他们将阶级斗争和政治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转化为语言学的象征世界里的表征（represent）接合(articulation)等概念，现实世界的抵抗和统治转化为话语想象界的颠覆和游戏。费斯克等文化民粹主义学者对大众文化的颠覆性和抵抗性能量过于乐观，拉克劳、墨菲等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大众文化坚持话语政治而否认阶级斗争的去政治化色彩，大众文化文本成为多义性和开放性的符号斗争场域，文化研究囿于话语论述中的政治、消费主义的符号民主从而失去了批判性和介入现实的力量，这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扩展文本的内涵和外延，将大众文化纳入学院化研究时始料未及的事情。大众文化文本研究的限度在哪里？如何限定文本政治和文本策略在文化研究中的运用范围，这成为文化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理清的问题，这促使托尼将大众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了对大众文化的物质性要素——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的机制和体制，。

而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治理研究和政策科学已经变成显学，这是西方社会如何解决资本主义世界普遍面临的社会危机对学术界的提问。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为解决经济危机问题而提出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可以看作是现代政策科学理论建立的策源。因此，关于政策科学的理论研究和理论探索，最先是被当作解决社会危机的对策性工具和理论手段提出来的，同时也正由于这种探索和由此而形成的政策理论主张在解决相关社会危机过程中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于是“政治求助于科学，官员求助于学者”便成为一种政策趋向，而成为西方国家改进公共政策系统的普遍愿望，在西方社会政治与管理生活中凸显出来。到了1960年代，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迅速发展，由此而带来的各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危机和冲突也进一步增多，虽然各国政治家和政策学者都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了不少努力和理论探索，然而，同科学技术的现代成就先比，人类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仍然现代十分软弱无力。某一领域、局部、方面的危机爆发及处置不当都会引起社会系统甚或全球系统全面反应。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社会的协同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于是，如何认识和端正社会发展方向，改善和加强作为社会指挥系统的国家政策制定系统，控制和塑造人类自己的未来，也就成为整个政策科学研究的核心和建构科学的政策科学理论框架的基础。[45]福柯的治理研究最初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重新被发现。托尼等文化研究学者的文化治理理论的提出，正是因为澳大利亚在“1960年代开始实施的多元文化政策、经济问题需要文化手段解决[46]。而越来越多的政治问题、科技问题、经济问题在当下社会形态中，都表现为与文化的密切相关性，所以，很难具体剥离出全球化时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文化治理理论的研究和运用就产生了。

第三，文化治理理论发挥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实用主义功能，这正是文化唯物主义的文化构造社会和影响社会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延展。将文化政策研究、文化机构研究引入到文化研究之中，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是一种集技术、实践与批判于一身的“实践型知识分子”（Practical Intellectual）[47]，他们在文化机构中充当文化技术的代理人和行动者而与政府合作。应该说，这种文化实用主义的观点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文化研究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性模式到英国文化研究建设性模式探索道路的一次尝试。[48]托尼发现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1965）中业已提出文化的人类学意义上的实用主义观点，威廉斯认为文化对“人类进化，意味着人这个物种的整体成长的过程”[49]具有建设性意义，在这个基础上，托尼把文化视为是自由主义政府实现管治的当代工具，同时文化、艺术和审美同时也是人类进化的机制和公民自身完善的主动性需要，具有积极的意义。与一般理论家不同的是，托尼认为知识分子是既需要批判精神的，同时也需要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与政府合作的“文化改革（治理）者”。托尼在1987年创办了格里菲斯大学文化政策研究所，开始吸收福柯的“政府治理”（governmentality）及“管治”（police）等概念，批评在英国“文化与文明”的文化研究传统以及英国文化研究兴起之后阿尔都塞、葛兰西、威廉斯理论资源中，文化研究因为无历史的普遍性假设而脱离了实践的物质层面以及与此相关的制度层面的研究。因此，托尼说：“文化政策对于从事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而言，无论在理论活动上还是实践活动上都愈来愈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域。这一点已引起大量争论，来探讨知识分子的角色和他们究竟与行政体制和政治程序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因为文化政策的形成和付诸实施都要经过行政体制和政治程序。”[50]所以，托尼呼吁“将‘政策’理论地、实践地、制度的引入‘文化研究’之中”[51]，考察在权力实际运作之时与文化研究之间既合作又对立的关系，“文化应该被看作技术政府统治的工具又是统治的对象，文化和政府在同样程度上既在同一方又是对立面。”[52]托尼的文化研究因为与政府合作型的文化政策研究而被称为是“另一种范式的文化研究”。 从现实的效果来看，托尼的文化政策研究获得了成功：文化政策研究成功地解释了政策研究与澳大利亚政治、经济、媒体与文化产业、新闻及相应规章制度的关联，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因媒体研究关注性别和种族表征、美学与日常生活的关联、大众文化的用途、公众的政治、空间的实践等实践领域而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

注  释：

[1] 肖寒、胡疆峰：《伯明翰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黄卓越教授访谈》，《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4期。

[2] Blundell ,Valda (eds.).Relocating Cultural Studies.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1.

[3] [英] 保罗·史密斯等著，陶东风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4] [英] 斯科特·拉什：《后霸权时代的权力——变化中的文化研究》，程艳译，《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

[5] [英] 托尼·本尼特：《文化与社会》，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6页。

[6] [英] 托尼·本尼特：《文化与社会》，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6页。

[7] Bennett, Tony. Putting Policy into Cultural Studies. In  Lawrence Grossberg(eds.)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2:23-27.

[8] Barker, Chris. The SAGE Dictionary of Cultural Studies.London: SAGE, 2004, p.40.

[9] Bennett, Tony. Outside litera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p.264.

[10] Bennett, Tony. Outside litera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267.

[11] Barker, Chris. The SAGE Dictionary of Cultural Studies.London: SAGE, 2004, p.40.

[12] Bennett ,Tony. Culture: A Reformer’s Science.Allen & Unwin, 1998. p.17.

[13] Barker,Chris. Making Sense of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 2002. p.188.

[14] Barker,Chris. Making Sense of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2002. p.178

[15] [英] 保罗·史密斯等著，陶东风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导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16] [意] 葛兰西：《葛兰西文选》，李鹏程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页。

[17] [意] 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7页。

[18] [意] 葛兰西：《葛兰西文选》，李鹏程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3页。

[19] [英] 莱姆克等著：《福柯与马克思》，陈元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20] [法]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见 [斯] 齐泽克等著：《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

[21] 王杰：《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美学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页。

[22] [英] 保罗·史密斯等著，陶东风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导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23] [英] 霍尔：《大众文化与国家》，见[英] 保罗·史密斯等著，陶东风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页。

[24] [美] 乔万尼·阿瑞吉、贝弗里·J·西尔弗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王宇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2页。

[25] [英] 托尼·贝内特：《走向文化研究的语用学》，见[英] 保罗·史密斯等著，陶东风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页。

[26] [英] 托尼·本尼特：《我的学术之路和理论方法》，见[英] 托尼·本尼特：《文化与社会》，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27] [英] 霍尔：《大众文化与国家》，[英] 保罗·史密斯等著，陶东风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页。

[28] [英] 托尼·本尼特：《我的学术之路和理论方法》，《文化与社会》，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29] Bennett ,Tony and Blundell ,Valda. First Peoples: Cultures, Policies, Politics. in Bennett ,Tony and Blundell ,Valda (eds.). Cultural Studies,(1995) ,vol. 9, No.1 London: Routledge.p.1.

[30] [英] 托尼·本尼特：《文化与社会》，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页。

[31] Bennett ,Tony and Blundell ,Valda. First Peoples: Cultures, Policies, Politics. in Bennett ,Tony and Blundell ,Valda. (eds.). Cultural Studies,(1995) ,vol. 9, No.1 London: Routledge..p.5.

[32] [英] 托尼·本尼特：《文化与社会》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196页。

[33] [英] 托尼·本尼特：《文化与社会》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页。

[34] [英] 托尼·本尼特：《我的学术之路和理论方法》，《文化与社会》，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35] [英] 托尼·贝内特：《英国文化研究的另一种范式——托尼·贝内特学术自述》，《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36] 托尼区别使用society 和the social 两个词，后者更强调一种历史化的视角，认为文化和社会的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变化，文化研究关注的问题也应发生变化。参见托尼·本尼特《我的学术之路和理论方法》，见托尼·本尼特《文化与社会》，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07年版，第11页。

[37] [英] 托尼·本尼特：《文化与社会》，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6页。

[38] Bennett, Tony Putting Policy into Cultural Studies.in  Lawrence Grossberg(eds.)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2:23-27.

[39] [英] 托尼·本尼特：《文化与社会》，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2—163页。

[40] [英] 托尼·本尼特：《文化与社会》，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页。

[41] [英] 托尼·本尼特：《我的学术之路和理论方法》，《文化与社会》，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42] 参见[英] 托尼·贝内特：《英国文化研究的另一种范式——托尼·贝内特学术自述》，《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43] [英] 霍尔：《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8页。

[44] [英] 斯科特·拉什：《后霸权时代的权力——变化中的文化研究》，程艳译，《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

[45] 胡惠林：《文化政策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46] Frow, John and Meaghan Morris (ed.).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A Reader,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1993. pp.vii—xxiii.

[47] 托尼的实践型知识分子观点是对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福柯的特殊知识分子、布尔迪厄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相关研究的融合和推进，托尼批评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萨义德的知识分子理论和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的观点中对知识分子认知是一种普遍性的知识分子，这种观点忽视了知识分子与国家政府的关系，因为对托尼认为权力不是简单的权威压制型的，所以，托尼认为，知识分子拥有某种特殊现代知识技术在他的专业领域内，可以有限地与政府合作开展批判性的实践活动，知识分子因此就是“技术的、实践的和批判的”，而不是普遍知识分子的那种批判性，是批判性和有限的合作的实践型知识分子。具体可参见托尼的文章《知识分子、文化与政策:技术的、实践的与批判的》（收录于[英] 托尼·本尼特《文化与社会》第十四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8]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大众文化研究的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法兰克福学派将大众文化定位为文化工业而持批判态度；另一种就是汤普森、威廉斯、霍加特等人开拓的英国文化研究，他们认为大众文化中工人阶级的文化、民间文化和共同文化存在着建设新文化的可能性，正如王杰教授所言：“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者们，对当代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和审美活动的深入研究中，努力寻找一条建设新的文化和新的社会生活的方式和道路，实现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批判模式向建设性模式的转变。”（见王杰《漫长的革命：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问题与理论立场》，《湖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英国文化研究对大众文化具有建设性的观点与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性研究应该具有同样的研究价值和地位。

[49] Williams ,Raymond, The Long Revolu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5. p.65.

[50] [英] 托尼·本尼特：《文化与社会》，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3页。

[51] [英] 托尼·本尼特：《把政策引入文化研究之中》，《文化与社会》，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页。

[52] [英] 托尼·本尼特：《我的学术之路和理论方法》，《文化与社会》，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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